隋的历史不长，茶的记载也不多，但由于隋统一了全国并修凿了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，这对于促进我国唐代经济、文化以及茶业的发展，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。众所周知，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，中国茶业有一个很大发展的时期。
茶叶从唐朝中期起，便是南人好饮的一种饮料，从南方传到中原，由中原传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一下变成了中国的举国之饮。所以我国史籍有茶"兴于唐"或"盛于唐"之说。正是在唐代，茶始有字，茶始作书，茶始销边，茶始收税，直到这时，茶才真正形成为一种独立和全国性的文化或事业。
唐代的茶叶产地
唐代茶业的兴起，如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载:"茶，古不闻食之，近晋、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煮，是为茗粥。这也即是说，根据《封氏闻见记》的记载，所谓"茶兴于唐"，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。在初唐的文献中，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；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，对茶的论述，就骤然增多了起来。那么，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，又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? 先说茶叶产地，唐代以前，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，是无从查考的，直至陆羽《茶经》中，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，其"八之出"载:
山南：峡州，襄州 ，荆州，衡州，金州，梁州；
淮南：光州，义阳郡，舒州，寿州，黄州；
浙西：湖州，常州，宜州，杭州，睦州，歙州，润州，苏州；
剑南：彭州，绵州，蜀州，邛州，雅州，泸州，眉州，汉州；
浙东：越州，明州，婺州，台州；
黔中：思州，播州，费州，夷州；
江南：鄂州，袁州，吉州；
岭南：福州，建州，韶州，象州。
《茶经》中上列的这些地名，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"八道四十三州"。其实，四十三州是对的，而把之前所列的山南、淮南、浙西等说成是"八道"，就未必妥当了。
因为，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，但是，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，如八地中，山南、淮南、剑南、江南、岭南，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；而黔中，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；至于浙东、浙西，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"浙江东道"和"浙江西道"，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。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，其下面所列的州名，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。如建州、衡州，历来属于江南道，但在《茶经》中，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，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。
众所周知，陆羽一生著述很多，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，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史学家和地理学家，他写过多种山志、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，以陆羽的地理知识，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，是绝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，所以，陆羽《茶经》"八之出"中州之前的地名，不是指道，而是指茶叶产区，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。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，在我国有些论著中，不但有把《茶经》"八之出"的地名，称之为"八道四十三州"者，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、州的行政建制，把它们所辖的州、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，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、多少县。很明显，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，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，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。如巴蜀，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，而《茶经》所列，仅剑南八州。其二，在所谓"八道"和"四十三州"中，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、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。如浙西的苏州属县很多，但唐时真正产茶的，只现在的吴县地。其三，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不时有所变动。
所以，仅仅根据《茶经》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，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。 由《茶经》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，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、陕西、湖北、云南、广西、贵州、湖南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等十四个省区；而其北限，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)，也即是说，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。
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
如前所说，六朝以前，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，已有一定发展，但北方饮者还不多，及至唐代中期后，如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载:"今关西、山东，国阎村落皆吃之，累日不食犹得，不得一日无茶。"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，都嗜茶成俗，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。
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，都有较大发展，但是，如《封氏闻见记》所说:"茶自江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"，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、淮南茶区，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。具体来说，江南道鄂岳观察使、江西观察使、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，就尤有巨大发展。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。
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《琵琶行》，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，对其中"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；前月浮梁买茶去，去来江口守空船"的茶事诗句，往往印象特别深刻。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，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，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，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，这里虽未明确指出，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，每年新茶上市，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。这一点，也正好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"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余万贯"的说法相一致。对于《琵琶行》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述的上述情况，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，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，唐代时如此兴盛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其实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"每岁出茶七百万驮"和上面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说的"百倍于蜀茶"的性质一样，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，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。浮梁出茶，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，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、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。
或许有人认为，这一带产茶虽多，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，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，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、荆汉。应该承认，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，主要是作商品茶，做工不甚精细，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，也是"浙西以湖州上，常州次，宣州、杭州、睦州、歙州下"，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，浮梁出产的茶叶，也属下等。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，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，这也是形而上学的。事实上，从整个茶区来说，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，在唐中叶以后，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，就是制茶技术，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，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。因此，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，那么，至唐代中后期，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，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。
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，宜兴、长兴的贡茶，到贞元以后，单长兴一地，每年采造就要"役工三万人，累月方毕"；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，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。应该指出，贡茶正如袁高《茶山》诗句所形容的："动生千金费，日使万姓贫"，"心争造化功"，"所献愈艰勤"，从茶农山民来说，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。但另一方面，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。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。换言之，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，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，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。关于唐代茶叶贸易，在上面引录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中，有的已提到了。
总的来说，唐代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关系，是一个互为条件、互相促进的关系。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，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，那么，反过来，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，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。我国南方产茶，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，因此，我国茶叶贸易，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，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。
关于唐代南北茶叶贸易，还可从杜牧《上李太尉论江贼书》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补证。所谓"江贼"，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。他们一股股多的有两三船上百人，少的也有一船二三十人，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旅，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。这些江贼，都是一些私茶贩子，他们把抢得的"异色财物，尽将南渡，入山博茶"。
这些江贼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，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，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。不过，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，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：一是至唐代晚期，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僻壤的山区，大力发展种茶以后，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；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，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。
东路江西、浙江、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，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、泗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、皖北和河南各地。华中荆、襄、鄂、岳诸州，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，由扬州转运河运往长安和燕幽各地；其实它和江东一样，并未转运，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。
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。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，可能由来已久，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，最早还是始于唐。据《唐国史补》载，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，风俗均以茶叶为贵，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，烹茶帐中，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？赞普说:"我亦有此，才命出之，以指曰:此寿州者，此顾渚者，此蕲门者，此昌明者……。"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。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，只能是赞普一类的少数上层统治者，至于一般平民，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。
这一点，也如《封氏闻见记》中所形容的:唐代中期以后，饮茶风盛南北，"穷日竟夜，殆成风俗，始自中地，流于塞外，往年回鹘人朝，大驱名马，市茶而归"，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，先通过使者，后来直接通过商人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