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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茶学院专栏】茶与佛教
2019/7/18 13:49:15 三十九铺  落笔  点击参与讨论
 

佛教是公元前6-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(在今尼泊尔)的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,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,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,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,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,不过,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,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。史称“茶兴于唐,盛于宋”,唐朝茶叶的兴盛,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,据《封氏闻见记》称,开元中,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。

学禅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唯许饮茶,“人自怀挟,到处煮饮,从此转相仿效,遂成风俗”。“禅”是梵语“禅那”的音译,汉语“修心”或“静虑”的意思,闭目静思,极易睡着,所以坐禅唯许饮茶。由上可以清楚看出,正是因为北方禅教的“大兴”,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;而北方饮茶的普及,又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,从而也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较大发展,但,这绝不是说茶就是在唐开元以后才与佛教相联系的。

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以前,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所常用的饮料了。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,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。其中引录的释道悦《续名僧传》称:“释法瑶,姓杨氏,河东人,永嘉中过江,遇沈台真,清真君武康小山寺,年垂悬车,饭所饮茶。”又摘引《宋录》称:“新安王子鸾、豫章王子尚,诣县济道人于八公山,道人设茶茗,子尚味之曰:“此甘露也,何言茶茗’?!”等等。所有这些,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,我国僧道,至少江淮以南寺庙中的僧道,已有尚茶的风气,不过,也须指出,和茶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,茶叶的广泛饮用于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积极影响,还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况那样,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。

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,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,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,而这种嗜茶的风尚,又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。我国禅宗的坐禅,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,还要求注意五调,即调食、调睡眠、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。很明显,这里所说的五调,特别是调睡眠,都与饮茶有一定的关系。可能也正因为茶对佛教和坐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,所以,后来有些佛教僧徒,不惜采用编造神话或移花接木的办法,竭力把茶描写成是佛祖的恩赐和僧人的功劳。

如关于茶树的来源,日本民间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,称: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,有一次在静坐冥想中突然睡着了,醒来他悔恨不已,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。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,奇迹出现了,在眼皮落处,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。大家在惊奇之余,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,一口落肚,精神倍增,睡意顿消,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。

那么,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滥觞的呢?本世纪30年代,在美国出版的一部《茶叶全书》中,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载,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,“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,携回茶树七株,栽培于四川之泯山”。书中把我国的茶树,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,实属无稽之谈。我国清人笔记《陇蜀余闻》记述:蒙山“上清峰,其巅一石,大如数间屋,有茶七株生石上,无缝罅,云是甘露大师手植”;以及《亦复如是》:名山县蒙顶,“有茶七株.....名曰仙茶,云系甘露大师俗姓吴所手植者,其种来自西域”等记载传来改去而形成的。迦罗是甘露、泯山是名山或蒙山的音译。其实,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、僧人对茶的贡献,在一定程度上,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。众所周知,茶源于中国,世界各地种茶、制茶、饮茶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,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。

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,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,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,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。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,都设有钟、鼓,常常钟鼓长鸣。假如庙中只有一钟鼓,一般设在南面,左钟右鼓。如果设有两鼓,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;设在东北角的叫“法鼓",设在西北角的,就称“茶鼓”。很明显,这“茶鼓”,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。

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,所以,在南方许多寺庙,特别在中唐以后,出现了庙庙种茶、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。

如刘禹锡《西山兰若试茶歌》所吟:“山僧后檐茶数丛,春来映竹抽新茸。宛然为客振衣起,自傍芳丛摘鹰嘴。斯须炒成满室香,便酌砌下金沙水。”

唐朝寺院的寺前、院中、庙后、墙外,往往都种之以茶,自种、自制、自饮。正因为这样,自唐朝以后,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。只要对《全唐诗》稍作浏览,就能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。

如诗僧齐己《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》诗中吟:“枪旗冉冉绿丛园,谷雨初晴叫杜鹃。摘带岳华蒸晓露,碾和松粉煮春泉。”

郑巢在《送绣上人》诗中的意境称:“古殿焚香处,清羸坐石棱。茶烟开瓦雪,鹤迹上潭冰。”

刘得仁《慈恩寺塔下避暑》云:“僧真生我静,水淡发茶香。坐久东楼望,钟声振夕阳。”

曹松《宿溪僧院》也有“少年云溪里,禅心夜更闲;煎茶留静者,靠月坐苍山”的诗句。从上录这些史料中,不难看出,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,从初春到寒冬,终年不辍;在一天中,从早到晚,从日落一直到深夜,所谓“穷日继夜”。

再以饮茶的场合说,如牟融《游报本寺》诗称:“茶烟袅袅笼禅榻,竹影萧萧扫径苔。”李嘉祐《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——公房》诗吟:“虚室独焚香,林空静磬长”;“啜茗翻真偈,燃灯继夕阳。”

武元衡《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》有“禅庭一雨后 ,莲界万花中。时节流芳暮,人天此会同”之句。

还有李中《赠上都先业大师》的“有时乘兴寻师去,煮茗同吟到日西”;以及黄滔的“系马松间不忍归,数巡香茗一枰棋”等诗句。

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,不只诵经、坐禅、做功时要饮茶,饭后、纳凉、休息、吟诗、下棋等各种场合,也离不开茶。可能正是因为这样,唐时赵州高僧从谂禅师禅师,有一句口头禅,就叫“吃茶去”。有关无关,开口闭口,都是说“吃茶去”。

这当然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赵州在北方,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,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,由此也可想见了。

这里还要指出,如吕岩《大云寺茶诗》描写的:“玉蕊一枪称绝品,僧家造法极功夫”,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、需要茶叶,而且也是生产茶叶、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。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,众所周知,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,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,也即从寺庙中获得。和《茶经》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,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,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。此外,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,还曾专门撰写过《茶诀》一篇,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,也颇有研究。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,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(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),其地点就设在顾渚“上吉祥院”内。上吉祥院,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,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,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。

在古代,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、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。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,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,他们有时间、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、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。所以我国旧时有 “自古名寺出名茶”之说。唐朝李肇《国史补》中提到一些名茶,如福州方山露芽、剑南蒙顶石花、岳州帼湖含膏、洪州西山白露、蕲州蕲门团黄等等,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。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“水月茶”、杭州于潜“天目山茶”、宣州宁国“鸦山茶”、扬州“蜀冈茶”、会稽“日注”、洪州“双井白芽”等等,或贡或献,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宜传出来的珍品。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,如“黄山毛峰”,主产黄山松谷庵、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;“六安瓜片”,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;“霍山黄芽”,产于大阳乡长岭庵;休宁松萝茶,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,等等。所有这些,无不表明,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要,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,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至世界茶业的发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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